探索人性论及其思想道德修养理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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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人性的修炼，就是通过对人性的扬善抑恶，使人向真、善、美的方面发展，造就和培养完满的人性和人格。在古今中外思想史上，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有什么样的思想道德修养理论。所以，人性理论实是思想道德修养以及该门课程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前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大学中用于教学的各种版本的该门课程的教材，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却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就干脆避而不谈。这既不利于该门课程的学科建设，在教学实践中也淡化了说服人的理论力量。而理论如果不能说服人，也就难免流于形式和空谈。因此，如何在讲授该门课程时通过对古今中外思想家们人性论的简略追述，阐明其不同的思想道德修养理论及其发展变化的思想脉络，并进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的阐述，为该门课程、事实上也是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成为这门课程最具理论深度和难度，也最能说服人的关键之所在。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
　　
　　人性问题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家，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家们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最早对人性问题进行深刻完备的阐述，并自觉地以其人性理论作为思想道德修养理论基础的是孟子。孟子是通过对告子及其人性论的批判来阐发自己的人性理论的。告子说过一句后人广为熟知的名言，“生之为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对人性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简明扼要地告诉人们，所谓人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种本性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那就是“食”和“色”，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饮食男女。不仅如此，告子还认为，作为人之本性的“食色”之性，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这就好象湍湍的流水没有东西之分一样。换言之，在告子看来，人们不能也不应对作为自然人性的食色进行善恶的道德评价，因为这两样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人皆共有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告子关于人性的理论事实上暗含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既然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食色之性，那么一个好的社会和好的人生就是让这种自然的本性得到自由完满的流露和显现，而人为的抑制、粉饰以及修炼等等只会损害人性甚至导致人性的扭曲。这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和修养观既蕴含着老庄道家无为思想的端倪，也启迪了杨朱纵欲主义的先河。
　　满怀修齐治平之志的孟子显然对告子的这种人性论是极不赞同的，他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告子人性论的致命弱点。根据告子的观点，人性就是人生来就有的食色之性，那么，人性和犬性、牛性以及一切别的动物之性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作为生来就有的食色之性并非人的专利，牛马畜牲无不具有这样的属性。很显然，在孟子看来，人性远非告子所说的食色之性，因为它们根本无法把人和别的生物区别开来，因而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那么，什么才是人所具有的，可以将自身与别的生物区别开来的人性呢?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根本的属性，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即他所说的人的四种善良的“本心”。这四种善良的“本心”才是人生来就有的、将自己区别于别的生物的根本属性。这四种善良的本心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和展开，就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现象和道德规范。孟子由而批评告子说，如果把人性比作流水的话，那么，只能这样说，水往低处流是水的本性，人往善处奔是人的本性，所谓“水无不就下，人无不向善”。善才是人的本性，人性本善。正是从这种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孟子认为，思想道德修养的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进行内心修养，反求诸己，尽力保持人的善良“本心”，并且发扬光大扩充这种“本心”。为此，他强调存心养性，反观内求，希望通过“养吾浩然之气”而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正人君子。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善之人，他认为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没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住自己的本性，丧失了自己善良的“本心”，因此，对这些人而言，思想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就是“求放心”，找回自己迷失和放逐了的“本心”。
　　与孟子的人性本善的观念相反，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荀子却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苟子承继了告子自然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认为人性就是人“生之所以然者”。不过，他并没有像告子一样只把人性狭隘而笼统地归结为食色之性。在苟子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皆具有的“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苟子・性恶》等与生俱来的性情，就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苟子・荣辱》)的“无待而然”的本能。尤其与告子不一样的是，苟子将人的自然本性置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从而进一步对人的自然属性做出了性恶论的道德评价。他说：“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可见，在荀子看来，从本质上说，人性无善可言。然则，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辞让忠信，礼义文理却并非荡然无存，恶的人性并没有导致人对人似狼的争夺和残贼淫乱的横流，原因何在?苟子认为，这是由于“伪”――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约束的结果。因此，他提出了一条使人向善，“矫饰人之情性”的根本方法和途径，那就是诉诸于“仁义法正”来“化性起伪”。
　　荀子希望通过外在的道德法律的规范来约束人性进而使人向善的思想，其进一步的发展无疑就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法代德”的非道德主义思想。当然，作为儒家思想的总结者，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不过，荀子认为人之有道德“必求于外”，只有通过学知礼义，“注错习俗”、“疆学而求”，从而“积善成德”，达到“成人”乃至“圣人”的境界。孟苟的这两种思想道德修养论，对后世儒家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事实上，自孟苟以来，无论是汉唐时期董仲舒、韩愈等的“性三品”说，还是宋元时期的人性二元论，以及近代以来龚自珍、章炳麟等的人性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性善恶来注解人性，以及如何使人存善去恶、扬善抑恶来进行思想道德修养。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思想家看来，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善恶，人是一个道德的存在物，思想道德修养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去恶存善，把人塑造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
　　
　　二、西方社会的人性观和修养论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是从善恶之别来认定人性并从而形成自己的修养理论的话，那么，西方世界的先哲们却是以人的理性为切入点来完成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理论的。古希腊的智者们以及其后的苏格拉底都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的生命体，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具有以理性为本质特点的灵魂机制。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本性并非趋恶避善，一切恶均源于人的无知。所以，苏格拉底关于道德的基本命题是“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所谓“美德即知识”的知识，不仅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念的知识、善的知识，而且也是关于“自我的知识”，即作为一种对人的理性自我本质的道德意识。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认为，人要做到从善和“善生”，就不能没有关于“善”的知识。认识自我，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知的，这是改善心灵、培养道德的基础和出发点。苏格拉底把这种对善的认识叫做“真知”。一个有了真知的人必然会有善行，正如一个真正有了“好房子”的知识的人不可能特意建造坏房子一样。所以，在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这四种希腊人认为最基本的美德中，智慧居于首位，“知善即行善”。显然，强调智或知识对人的思想道德行为的决定作用，这是苏格拉底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内涵。他的这种试图使思想道德修养成为理性过程的努力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吸收和改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和智性文化的根源。
　　当然，人所共知，在古希腊罗马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漫长的由宗教统治一切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凌驾于一切之上，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居于统治地位。中世纪无疑是一个蒙昧战胜了理性、神性取代了人性的时期。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就宣称，作为人类始祖的亚当和夏娃不过是上帝在创造了宇宙万物后的随意之作，人性源自于神性。而按照奥古斯丁的“原罪说”，由于作为人类始祖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下了原罪，自此，芸芸众生在凡间所能做的一切，除了对上帝的无限仰慕外，就只有永无休止的赎罪了。而人类唯一能够赎罪并得到上帝宽恕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尽可能地压抑自己的欲望，忍受现世的苦难。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基督教统治时的众生不仅没有自己的思想，基督教道德的基本要求即所谓的“三主德”(信、望、爱)也无一不是指向上帝，面对上帝的忏悔就是人们借以赎罪并进行思想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和手段。由此，思想被泯灭，道德被圣化，欲望被压抑，人性被扭曲。千年以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出现时，这种中世纪的蒙昧思想才真正被动摇。
　　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称，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作为一个现世的人，我不再指望作为彼岸世界的来世，而是只希望今生今世能享受到人间的幸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更是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告知人们，人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是上帝的创造物，同世界上数不胜数的其他生命体一样，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结果。人来自于动物这样一个科学认识沉重地打击了宗教所宣称的人是上帝的宠儿的说教，剥掉了宗教神学笼罩在人身上的神圣外衣，还原了人之为人的本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无一例外地认定，人来自于动物，因此，真正能够代表人性的就是人的动物性。于是，自爱、自保、自私、对肉体的快乐的追求、对现世幸福的向往、对本能欲望的满足等等就成了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特性和合理合法的追求。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关于人性的确认对宗教道德的破坏是深刻又深远的。它一方面动摇了宗教道德的根基，“上帝死了”，人的地位从天堂被还原到了人间，人必须自己给自己立法；另一方面，由于对人性的动物性认定，能否满足人的动物性的本能欲求就成了最具人性也是最合乎人性的追求，成为人们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一种对人欲和物欲的满足和追求，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非道德主义的泛滥，进而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道德危机的滥殇。时至今日，面对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得不发出回到传统道德的呼吁，希冀求助于传统道德以济现世社会道德之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