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道德文化: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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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道德文化现代性 德性功利主义
论文摘要:道德文化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嬗变中,其理论范式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现代的德性追求为现代的道德功利主义所代替,现代德性论在文化内涵上也出现了重大的变更。同时,现代道德危机与道德冲突日益凸现出道德文化现代性的尴尬境遇。
道德在从前现代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漫长历史中,其理论范式和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试从作为人类精神的文化的角度探究西方道德从前现代到现代所呈现出来的根本规定性。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文化上呈现出前现代性、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共时态交融的奇特状态,考察西方道德文化在时代变迁上的根本规定性对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道德文化前现代性:追寻德性
现代性诞生以前的西方道德,主要是古希腊传统道德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律法道德。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追述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德性传统:荷马为代表的英雄社会的德性、雅典的德性、亚里斯多德的德性和中世纪的德性。
英雄社会是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传人前后的英雄传说中所反映的社会。其社会系统关键的结构是亲属关系和家庭,每一个人根据他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来认识他自己并认识到应当做什么,德性和社会结构事实上具有同构的特征。麦金太尔更为重视的是亚里斯多德的德性论: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共同体成员对善与德性的广泛一致的看法使得公民之间的联结成为可能,而就是这种联结构成了城邦;智慧是一种理智德性。中世纪《圣经》文化占支配地位,《圣经》伦理以原罪、救赎和希望为理论前提,宣扬的乃是一种禁欲伦理。麦金太尔指出,宗教伦理同时也受古典传统的影响,因为亚里斯多德的德性论是一种创造和维护世俗社会秩序的有效学说。
应该说,麦金太尔是自觉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对抗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道德生活,因而对前现代的道德状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而事实上,德性伦理尤其是中世纪的宗教伦理在近代早已声名败坏。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虽然不否定上帝,但对于教会和王室的荒淫腐化却做了大胆的揭露和嘲讽。马基雅弗利指出:“教会和它的代表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狄德罗曾反讽说,如果肯定上帝存在,那么这世界上的无处不在的恶行就表明了上帝之于道德的软弱无力:“在道德世界范围内统治着的无秩序就把全部的天意化为乌有了。”
麦金太尔的态度传达出一种信息,即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状况与前现代时期迥然不同,用马克斯・舍勒对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概括来说,乃是“价值的颠覆”。这种伦理范式的变化及其内涵就是道德文化现代性的内容。
二、道德范式转换的过程与逻辑:从上帝之城到世俗之城
“价值的颠覆”是对道德总体状况的最后考察结果,而其实道德范式转换的过程异常复杂,其中至少存在某种过渡的形态。马克斯・韦伯对新教禁欲伦理的阐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
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质。韦伯指出:“清教徒总是执持疑虑重重的态度,对文化中任何不具备宗教价值的方面都怀有敌意”。他们竭尽全力反对那种无节制的人生,世俗的寻欢作乐;文学艺术中的激进观点也不能存在;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等非理性态度的表现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谴责欺诈和冲动性贪婪;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新教禁欲伦理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其实质是一种积极人世的道德观。“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世界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以这种天职观视之,“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因此,人世的新教伦理“有着把获得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对于我们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无与伦比的杠杆作用。”
新教伦理作为两种精神特质的混合物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伦理范式转换的最初状态:德性追寻与功利要求奇妙却似乎矛盾地糅合在一起,最终德性变成了资本主义“经营业机器的润滑油”。那么,隐藏在后面的文化逻辑又是什么呢?这需要回到文艺复兴。只有同文艺复兴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新教伦理在伦理范式转换中的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凡人的幸福”为论据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德性目的论道德体系进行自觉抗辩。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足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究竟什么是凡人的幸福?在人文主义者看来,爱情、荣誉、财富、青春、快乐,如此等等,总之,人的自然的七情六欲,无论是肉体的欲望还是精神的需求,凡属禁欲主义反对的东西,都是幸福无疑。这种幸福甚至以奢侈的形式表示出来,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发生了关联,正如桑巴塔指出的那样:“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凡人的幸福具有前现代性道德所不具有的两大特点:一是道德的此岸性追寻,幸福的根据不在遥远的天国,不在虚无缥缈的来世,此生此世就是幸福的实验场;一是感性主义趣味,纯粹的精神追求已经不对世人的胃口了,实际的物质享受和欢愉大胆走上生活的前台。由此看来,“凡人的幸福”观念的诞生就成了伦理现代性的逻辑起点,也是道德从上帝之城下降到世俗之城的一个关键点。而幸福论也为文艺复兴以后的众多近现代思想家和伦理学家如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所支持。
三、道德文化现代性的基本范式:功利主义
道德文化现代性的基本范式是功利主义道德观。它是幸福论具体化和深化的反映和表现。
杰尼米・边沁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真正创始人。“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说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首次明确表述了功利主义原则。边沁把功利界定为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特性,由于这种特性,那么外物就自然要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者幸福,反之亦然。而“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进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是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这种幸福,最重要的无疑就是获得和占有财富。
边沁的功利主义的现代性特色还在于他把科学的数学逻辑也引进来了,呈现出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他认为苦乐无论来源如何,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区别,因此可以按照算术规则进行计量运算。按其计算法则,所谓最大的幸福,乃是最能持久、最具确定性、最纯粹、最合算的那种幸福。因此,功利原则也就是最大幸福原则。后来约翰・密尔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边沁的思想:快乐也有质的差别,其中感官享受的快乐是低等的快乐,而精神是高等的快乐,因此精神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最大幸福主义为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因此个人的快乐也要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快乐。
现代功利主义的代表思想主要是实用主义。詹姆士指出实用主义是一种“不讲原则,只求效果”的方法,善恶差别在他那里就是真假差别,而他主张的核心观点是“有用即真理”。因此,有用的也就是道德的。杜威认为一个人的行为的善恶并不需要看这一行为本身的性质,只要看看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满足了人的幸福。效用是道德的衡量标准,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它是有用的,而有用的也就是善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功利主义在现时代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从日常生活到政治领域,从国内到国际,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不见其身影。可以说,道德文化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就是功利主义。丹尼尔・贝尔通过古今对比证实了这一状况:“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而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快乐,就仿佛会降低人的自尊心。”[9]
四、道德文化现代性的补充范式:现代德性论
尽管功利主义是现代道德领域的主流思想和行为准则,但并非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更高的道德追求。仍有众多思想家认为,人类真正的幸福要求人们关注内心的精神追求,必须鄙弃过度的物质享乐。这一点与前现代的伦理思想家的观点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在近代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他们的伦理思想仍然是现代性的。
康德是现代性的德性论最著名的代表。在强调人的道德责任方面,他的学说是一种典型的道义论。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的“道德责任”来源于康德对道德法则的强调:“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唯一而同时无可质疑的道德动力”[10]。据此,他区分了“道德性”和“合法性”这两个概念,认为真正的道德的价值是纯粹的,既要在客观上符合道德法则,又要在主观上是处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如果道德行为掺杂了个人禀好、欲望等动机,尽管也符合道德责任,但只能说是“合法的”而已,却不可说是“道德的”。这种道德至上观念显然没有摆脱宗教社会的影响。他对道德意义上的上帝的设定,为信仰留出地盘,把启蒙的重点放在宗教事务上等等,无不具有前现代性质。
从坚持启蒙理性的视角看,康德的伦理思想却是现代性的。首先表现在他对自由的尊崇。康德认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就决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认定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这并不矛盾)。但是,假使没有自由,那么道德法则就不会在我们内心找到。”[11]道德责任与自由是共生共在的,人之所以能为道德立法,乃是因为他有自由的意志能力。在这里,自由意志战胜了宗教伦理的决定论。其次,康德以“人是目的”的思想极度抬升了人的地位。康德反复强调:“人,一般来说,每一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12]这种极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无疑具有了现代性。